红警在手：我在利比亚建帝国 作者:佚名
    第39章 世界的反应
    华盛顿的反应最快。
    协议签完后的第三天，埃维利亚把一份截获的內部通讯放到奥马尔桌上，是国务院给驻开罗使馆的电报。这份电报在的黎波里时间下午四点发出，从它的优先级標註来看，是当天华盛顿工作时间开始后第一批发出的文件之一——这说明利比亚石油国有化最终完成的消息，在华盛顿的工作日一开始就已经进入了需要立即处理的事项清单。
    电报长度不长，核心是两件事：第一，要求驻埃及外交官评估利比亚石油国有化是否会引发地区连锁效应；第二，立即启动针对利比亚石油出口的替代方案调研，评估若鹰国联合盟友减少採购，对利比亚財政的压制效果。
    马哈茂德把第二条看完，“减少採购，”他说，“他们在想用购买量来压我们。”
    “已经想了不止一次了，”奥马尔说，“但他们每次想到这里，都会被同一件事挡回去。”
    “什么事？”
    “利比亚的油在地中海，”奥马尔说，“欧洲的炼油厂离我们比离中东近，运费少，品质高，苏伊士运河走不走对我们没有影响，对中东油有影响。他们减少採购，欧洲不一定跟著减，欧洲不跟，他们的压制就是半截的。”他把那份电报合上，“把这份归档，等他们下一步动作出来再看。”
    下一步动作三周后出来了，是国务卿发出的一份对盟友的外交通报，措辞非常外交，但中心意思是：利比亚此次石油国有化是一个危险的先例，建议盟友在相关政策上保持一致，避免给其他產油国提供效仿的鼓励。
    奥马尔看完，在上面批了一行字：等欧洲的反应。
    “他们这份通报，”马哈茂德说，“发出去有用吗？”
    “要看欧洲怎么接，”奥马尔说，“他们的逻辑是，如果欧洲和他们保持一致，利比亚在出口方向上就会受到足够的压力，迫使我们在某些条款上让步。但这个逻辑有一个前提——欧洲愿意为了他们的战略利益，放弃对自己有实质好处的便宜石油。”
    “欧洲会愿意吗？”
    “从我们开始推第一阶段到现在，五年，”奥马尔说，“他们有五年的时间在评估。他们的结论和鹰国的相似——代价超过收益。”他停了一下，“但他们比鹰国更清楚一件事：利比亚的油在地中海，运费比中东油少，品质好，欧洲的炼油厂不需要走苏伊士运河。这个地理优势，不是华盛顿的通报能抹掉的。”
    欧洲的反应比他等的慢，也比华盛顿希望的要软。
    两周后，马哈茂德把欧洲各国的反应摘要放到桌上，“你看看，”他说，语气里有一种他平时没有的东西——不是惊喜，是那种一件事按照预判的方向走了之后那种平静的满足。
    奥马尔翻了翻，西德的回覆是“正在评估相关影响”，义大利的是“希望与各方保持对话”，荷兰直接没有回覆，每一个都是外交语言里最软的那种，翻译过来就是：我们听到了，但我们不打算跟。
    “西德那边，”马哈茂德说，“他们的驻利比亚商务代表昨天还来拜访，问下一批石油合同什么时候可以谈续签。”
    奥马尔把那份摘要合上，“华盛顿那份通报，”他说，“就当没发。他们自己去消化。”他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就是一个陈述，是確认了判断的那种平。
    马哈茂德把摘要收起来，“你早就知道欧洲不会跟。”
    “我知道地图，”奥马尔说，“地图会告诉你谁的利益在哪里。”，说希望利比亚在国有化进程中保障相关方合理权益，並表示愿意就相关补偿问题进行建设性对话。就这两句话，没有制裁，没有任何实质施压动作。
    这份声明在伦敦內部是经过相当的爭论才出来的——埃维利亚拿到了一份雾岛议会內部的辩论记录摘要，里面有人要求政府採取更强硬的立场，但財政口的人提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强硬，利比亚的油卖给法国，我们英国的炼油厂去哪里找等量的替代？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好的答案，爭论就此搁置，声明按最软的版本发了出去。
    马哈茂德把那份摘要看完，“他们內部有分歧。”
    “有分歧是好事，”奥马尔说，“有分歧说明他们里面有人在算实际帐，算实际帐的人算完了，就知道强硬的代价是自己付的。”
    奥马尔把那份声明看了一遍，“雾岛这次说了两句话，但这两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已经接受这件事发生了，现在谈补偿。”
    “他们接受了？”马哈茂德问。
    “他们用了五年想清楚了，”奥马尔说，“他们比鹰国更清楚这里的地面结构，他们知道有些东西一旦开始动就不会停，所以他们很早就把力气放在怎么撤得体面上，而不是怎么阻止。”他把那份声明推到一边，“声明里说的补偿谈判，是他们给自己保留的工具，不是为了真的要到很多钱，是为了在国內有个交代。”
    “那我们配合他们谈，”马哈茂德说，“把补偿谈成他们国內能交代的数字。”
    “配合，慢慢谈，给他们时间把这件事在国內处理乾净。”奥马尔停了一下，“体面的退场，比闹翻了有价值，他们以后还是要买我们的油的。”
    马哈茂德把这个逻辑想了一下，“你在给他们一个台阶。”
    “我在给我们一个长期客户，”奥马尔说，“顺便给了他们一个台阶。”
    那个“慢慢谈”很快就开始了。
    雾岛方面派来的谈判代表是外交部的一个高级官员，五十岁出头，进来的时候西装笔挺，一坐下就把一份他们准备好的补偿框架草案放到桌上，开门见山，“利比亚方面在国有化过程中对英国石油公司造成的实际损失，我们希望通过这份框架进行合理量化……”
    奥马尔等他把这段话说完，没有打断，“您带来的这份框架，”他说，“我看了，”他把那份草案翻到第二页，“这里有一个数字，是贵方估算的未来二十年的预期收益损失。”
    “是，”那个官员说，“按照国际惯例，国有化赔偿通常包括……”
    “我对惯例是了解的，”奥马尔说，“我也理解贵方在国內需要一个可以向议会交代的数字。”他把那份草案合上，推到一边，“我有一个建议，不用惯例，用一个对双方都更实际的方式来谈这件事。”
    那个官员停了一下，“什么方式？”
    “未来十年，利比亚向英国提供一个优先购买渠道，按照市场价格的九五折，每年固定量，”奥马尔说，“这个安排对贵方来说，在实际价值上比那份草案里的数字更高，而且是持续的，不是一次性的。”
    那个官员在椅子上动了一下，这显然不在他的预案里。他在英国外交系统里做了二十年，见过各种谈判，但谈判对手主动给出比赔偿更优厚的安排，而且是长期安排，这不是他通常见到的。
    “我需要把这个方案带回去，”他说，“和相关方磋商。”
    “当然，”奥马尔说，“不急，您带回去，我们等您的答覆。”
    那个官员走了之后，马哈茂德进来，“你给他的条件，比他来要的还好，”他说，“他以为他是来要东西的，结果你给了他更多。”
    “他拿了那个更多，”奥马尔说，“他国內的压力就化解了，议会那边有个说法，他的上司有个交代。”他把那份草案推到一边，“而我们，拿到了一个十年的稳定客户，比任何一次性补偿都值。”
    马哈茂德在那个椅子上坐了一会儿，“你每次都这样，”他说，语气里有一种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什么的东西，“每次让对方以为他拿到了他想要的，然后你拿到了你想要的，还多了一个对你感激的人。”
    “不是感激，”奥马尔说，“是利益绑定，感激会消散，利益不会。他现在有理由让两国关係保持顺畅，因为那个九五折的渠道需要关係顺畅才能用。”
    高卢的反应是三方里最复杂的，复杂不是因为法国比英国更强硬，而是因为高卢在这件事上同时有两套逻辑在运转，那两套逻辑彼此之间有摩擦。
    第一套逻辑是政府层面的：高卢的外交部对利比亚完成石油国有化表示遗憾，称此举將影响双边经济合作的稳定性，並要求就法国企业的利益保护展开谈判。这套逻辑和雾岛的差不多，都是接受事实、爭取补偿。
    第二套逻辑是另一个方向来的——埃维利亚截获了一份高卢情报机构內部的简报，发给他们在北非的几个站点。简报不长，但很具体：要求各站点评估利比亚此次石油国有化是否会对法语非洲体系產生示范效应，重点调查利比亚在尼日、马里、查德方向的近期活动，並特別註明：如发现利比亚有系统性介入法语非洲国家內政的跡象，立即上报。
    “系统性介入，”马哈茂德把这三个字念了一遍，“他们已经在防这件事了。”
    “他们在北非的体系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奥马尔说，“那个体系是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存在感的基础，不只是商业利益，是话语权，是影响力，是他们在国际上还能被认真对待的那一部分原因。他们比鹰国更敏感，因为对鹰国来说非洲是边缘，对高卢来说非洲是核心。”
    马哈茂德把这个判断想了一下，“那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动？”
    “他们现在没有合適的理由动，石油国有化是利比亚的主权范围，他们找不到一个站得住的干预藉口。”奥马尔说，“但他们会盯著，盯得比鹰国和雾岛都更仔细。他们最担心的那件事，不是石油，是查德方向。”
    马哈茂德把“查德”这两个字听进去，没有接话。
    “不是现在，”奥马尔说，“但他们已经在看了，情报站已经在收集了，他们会在某一天，因为另一件事，把今天的这个评估用上。”他把那份高卢的简报收起来，“归档，和前面那两份放在一起。”
    马哈茂德出去之后，奥马尔在办公室里把三方的反应在脑子里放了一遍。
    鹰国：评估多米诺效应，启动替代方案调研，向盟友发出外交通报，希望协调立场。结果：盟友没有跟上，欧洲反应软，施压计划搁置，最终选择密切观望。
    雾岛：接受事实，转向谈补偿，给自己在国內留了一个交代工具。结果：体面退场，关係保留，还会是买家。
    高卢：表面谈补偿，內部启动对利比亚扩张方向的情报评估，重点盯查德方向。结果：暂时不动，但开始了长期追踪。
    三方的反应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没有一方正面来打，都在评估，都在调整，都在找一个对自己代价最小的处理方式。
    这是他最希望看到的结果。
    不是因为他不能应对正面对抗，是因为正面对抗消耗的是双方，而这种各自找退路的方式，消耗的只是他们——他们自己消化，然后接受，然后在新的现实基础上重新和他建立关係，而那个新的现实，是以他的条件为基础的。
    他把这件事在心里放了一会儿，感受了一下它的形状，觉得它是准確的。
    五年前，那三个公司代表坐在谈判桌对面，他们背后的那几个政府在遥远的地方，认为利比亚是一个可以被拖住、被磨垮、被各种细节条款困死的北非小国。那三个人里有两个觉得他是在虚张声势。他们有理由这样想——歷史上有太多这样的谈判，太多本地政府领导人意气风发地走进来，然后被细节磨掉耐心，带著一个体面但並不理想的结果走出去，宣布这是一场胜利。
    他没有让那件事发生。
    现在那几个政府在他们自己的会议室里写报告，评估多米诺效应，调研替代方案，研究利比亚下一步可能往哪里动。他们派人来谈补偿，带著精心准备的框架草案，被他用一个长期渠道的安排替换掉，那个人拿著一个比他原来计划要的还要好的条件回去了，却是在奥马尔的条款基础上。
    位置换了。
    换位不是最终目的，但它是一个標记，標记著一件事从一个阶段走到了另一个阶段。
    窗外的的黎波里是一个普通的夏日下午，街上有人，有车，地中海的光从北边打过来，把建筑的影子切得很硬。这个城市不知道那三份归档文件里放了什么，不知道那三个国家的政府在他们各自的会议室里写了什么报告，评估了什么风险，得出了什么结论。
    他们不知道，就这么继续。
    奥马尔把那一叠文件推到一边，拿起桌上下一份，翻开，继续做事。下一阶段的事已经在等了，有一件事会在某一天从查德方向来，那个方向他知道，他在等，不急，时机到了自然会知道。
    一件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