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警在手：我在利比亚建帝国 作者:佚名
    第38章 石油胜利
    最后一份协议在6月签了。
    谈判的最后一轮持续了整整三天。
    那三天里，埃克森的利比亚区代表换了一个说法，把他们原来坚持的“分成比例不低於四成”改成了“就总体利润分配框架进行进一步磋商”，这个措辞上的变化，在普通人听来像是还在拖，但奥马尔和马哈茂德都听出来了——“框架磋商”是他们在给自己留一个体面的下台阶，不再锁定数字，说明数字已经不是他们能守住的东西了。
    马哈茂德那天晚上在会议室外面等，奥马尔出来，两个人走廊里站了一分钟，马哈茂德没说別的，就问了一句，“明天可以签了吗？”
    “明天，”奥马尔说，“可以了。”
    第二天，签字的地点是的黎波里的一间会议室，对面坐的是那个埃克森的利比亚区代表，一个五十多岁的美国人，进来的时候脸色和他西装的顏色差不多，都是灰的。他在协议上签了字，把笔放下，站起来，和奥马尔握了手，说了一句利比亚方面对贵公司未来在该地区的合作持开放態度，说完，拿起他的文件夹，走出去了。
    门关上的声音很轻。
    马哈茂德在旁边坐著，等那个美国人的脚步声消失在走廊里，才说，“签完了？”
    “签完了，”奥马尔说。
    他把那份协议翻过来，看了一眼最后一页的签字，然后把它合上，推到一边，“让法务把所有的文件归档，今天下午之前，”他说，“明天我去费赞。”
    马哈茂德看了他一眼，“就这样？”
    “就这样，”奥马尔说，站起来，“还有別的事要做吗？”
    “这值得庆祝，”马哈茂德说，语气里有一种他平时没有的东西，不是开玩笑，是那种一件大事真的做完了之后，一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个完成感的时候，会说出来的话。
    奥马尔把椅子往桌子下面推了推，“等我从费赞回来，”他说，“你来安排。”
    马哈茂德没有再说什么，把自己面前的文件收拢，站起来，走向门口，在门口停了一下，没有回头，“五年，”他说，“你知道我数过吗？从第一次谈判到今天，一千八百三十七天。”
    奥马尔在他身后，“数过，”他说，“我也数过。”
    马哈茂德走出去了。
    奥马尔是第二天一早去的费赞。
    不是正式视察，是他一个人，带了埃维利亚，开了一辆普通的车，从的黎波里出发，走了將近六个小时，进了费赞。
    他没有去基地，去的是矿区。
    那片矿区从1971年开始扩建，现在已经比他最初看到的扩大了將近三倍，採矿车在沙地上压出了新的路，路两边的地面顏色和周围不一样，是那种被机械设备反覆碾压之后形成的深色，像是土地被工业留下了印记。
    他在矿区边缘停了车，下来，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
    埃维利亚在旁边，没有说话。
    “1970年，”奥马尔说，“第一次谈判，对面坐的是三个公司代表，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美国人。”他停了一下，“三个人里有两个觉得我是在虚张声势，有一个觉得我可能是认真的，但认为我没有能力把谈判打到他们在意的地方。”
    “那个美国人，昨天签了最后一份协议。”
    埃维利亚把这段话听完，“他昨天是什么表情？”
    “脸色很差，”奥马尔说，“不是愤怒，是那种一个人在一件事里输了之后，还必须保持礼貌的脸色，很难看，需要很大的职业素养才能维持住。”他停了一下，“他维持得还不错。”
    埃维利亚在旁边，“您怎么看那五年？”
    “慢，”奥马尔说，“但必须慢。急了就是漏洞，他们等你急，等你逼得太紧，等你犯一个可以拿来打的错。我就是不急，一步一步，把每一条退路都堵死之后再往前走一步，让他们每一次谈判之后回去，都只能看到选择在减少。”
    他往矿区的方向走了几步，找到一个可以看到整个作业面的地方站住。那里的视野很开，採矿车在沙地上来回移动，沙漠里的热气把远处的轮廓拉得稍微模糊了一点，车留下的轮跡在光线下像是印在地面上的纹路，沙的顏色和机械碾压过的顏色不一样，一浅一深，铺了很大一片。
    “现在，”他说，“这里產的油，是利比亚的，这里挖出来的铁矿，是利比亚的，这下面的铀，”他停了一下，“也是利比亚的，以后还是利比亚的。”
    他站在那里又看了一会儿，採矿车在远处移动，沙漠里的热气把那些车的轮廓拉得有一点模糊，天是那种费赞夏天特有的蓝，高，乾净，压下来的感觉。风从沙漠方向过来，把地面上最浅的那层粉沙吹起来，飘了一下，又落回去，像是沙漠在动了动，然后继续安静著。这片沙漠他认识了很多年，它不会因为今天发生了什么而变，它就是它，一直在这里，在这里很久了，比任何石油公司都久，也会比任何协议都久。
    “现在才是真正有钱了，”他说。
    不是对埃维利亚说的，是对著那片矿区说的，或者说，是对他自己说的。
    埃维利亚在旁边听到了，没有说话，就让那句话在那片沙漠里放著。
    那天下午，奥马尔在费赞基地见了几个人，是矿区扩建工程的技术负责人，还有费赞当地的行政协调员，把一些积压的文件处理了，吃了一顿饭，晚上住在基地。
    他在基地的那间旧办公室里坐到很晚，那间办公室他用了很多年了，桌子是旧的，椅子是旧的，墙上那张地图还是他早年贴上去的，现在纸已经有点泛黄，边角翘起来了，但他没有换，就让它那样。
    他把系统界面打开，在私密备註里加了一条：“1975年6月，石油国有化完成，利比亚对所有外资石油公司持有绝对控股权，已完成全部协议签署，无遗留爭议条款。”
    他把备註保存，关上界面，在那个旧办公室里再坐了一会儿。
    五年，一千八百三十七天。他把那个数字在心里放了一下，感受了一下它的重量。
    他想起了1970年第一次走进那间谈判室的时候，对面三个人的眼神，他当时就知道他们里面至少有两个不相信他能打贏这场谈判。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是因为他们见过太多这样的谈判，见过太多本地政府领导人意气风发地走进来，然后被拖、被耗、被各种细节条款磨掉耐心，最后接受一个比他们开口时更低的条件，带著一个对自己国家来说还算体面的结果走出去。
    他没有让那件事发生。
    五年里有三次谈判陷入了真正的僵局，最严重的一次对方撤出了谈判桌，回去了，奥马尔让马哈茂德在那之后什么都不做，就等著，等了將近六个月，对方自己联繫回来，重新坐下来谈。那六个月里，很多人问他要不要主动出击，要不要通过外交渠道施压，他每次都说：不，就等著，让他们自己想清楚。那个判断在当时很难解释，但结果证明是对的——六个月里那个公司在別的地方的谈判出了问题，他们需要利比亚这边有一个稳定的结果，所以他们回来了，条件比他们撤之前更接近奥马尔要的那个。
    这些事，他这间办公室的桌子见过，那张地图见过，旧的，边角翘起来了，纸有点黄，但它在那里，见过那些事。
    他把手从桌上收回来，站起来，走到窗边，看了一眼外面的费赞夜晚，沙漠里的星星很多，亮，像是散落在黑色地面上的砂砾，密，但每一颗都清楚。那片天没有云，也没有风，就是黑，和星星，在那里。
    还有很多事要做，这只是一件。
    但今晚他把这件事放在心里压了一下，让它的重量在那里待一会儿，不急著放开，就是感受一下。五年前他在这个房间里把那份谈判方案铺开，把每一条路想透了，那晚的费赞也是这样的星星，也是这样的安静，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有沙漠。
    他把那两个夜晚放在一起，感受了一下它们之间的距离，感受了一下那个距离里装了什么。
    三天后，马哈茂德把一份文件放到奥马尔桌上，“鹰国的，”他说，“华盛顿昨天的內部评估报告，埃维利亚的通讯单元截到的，”他停了一下，“你先看第三页。”
    奥马尔翻到第三页，看了一遍，把那一页重新看了一遍，然后翻回去，把前两页也看完，把整份文件合上，放到一边。
    “他们怎么说的？”马哈茂德在对面坐下，他已经看过了，但他想听奥马尔说。
    “他们认为，”奥马尔说，“利比亚完成石油国有化这件事本身的影响，不在於利比亚——利比亚太小，他们一直就知道控制不住——在於它给其他產油国提供了一个可以参照的先例，他们担心的是多米诺效应。”他把那份报告的封面看了一眼，“评估结论是：利比亚目前的国际地位已经超出了它的实际体量，建议密切关注，短期內不建议直接对抗，代价超过收益。”
    “短期內，”马哈茂德重复了这两个字，把那两个字在嘴里停了一下，“他们在想后续动作。”
    “他们一直在想，”奥马尔说，“从1970年起就在想。”他把那份报告的封面看了一眼，“第一份评估报告我记得，结论是：新政府激进，不稳定，预计两年內內部会出问题，建议观望。”他停了一下，“两年后没有出问题，他们换了一份，结论变成：该政府稳定性超出预期，但体量有限，影响力局限於北非，暂不需要特別应对。”他把桌上的另一份文件拿过来，“现在是第八份了，结论还是代价超过收益。”
    马哈茂德把那个逻辑听完，“每一份结论都让他们又多等了一段时间。”
    “每一份结论，都是我们又多了一段时间，”奥马尔说，“让我们把这段时间用得比上一段更扎实。”他把那份文件推到一边，“把这份归档，那个专门给鹰国评估报告的夹子，”他停了一下，“等它到第二十份的时候，结论应该还是一样的——代价超过收益，继续观望。”
    马哈茂德在椅子上看了他一眼，“你希望他们一直这么判断。”
    “我希望他们永远这么判断，”奥马尔说，头没有抬，“那是最好的结果，不是打不贏，是他们永远觉得不值得打。”
    马哈茂德在那个椅子上坐了一会儿，“庆祝，”他说，“你说从费赞回来之后让我安排。”
    “安排吧，”奥马尔说，头还是没有抬，“不要太大，就內部的几个人，吃顿饭。”
    “就內部几个人，”马哈茂德说，“那就今晚。”
    “今晚，”奥马尔说，“好。”
    马哈茂德站起来，“莱拉算內部的人吗？”他问，语气很平，但那个问题本身不是隨便问的，是他在確认一件事。
    奥马尔把那份文件翻过去，“算，”他说。
    马哈茂德点了个头，走了出去。
    那天晚上，五个人，一张桌子，没有仪式，没有任何正式的东西，就是吃饭，喝茶，说话。马哈茂德开了一瓶他藏了很久的好酒，说是等这一天的，奥马尔喝了一小杯，埃维利亚没有喝酒，莱拉喝了半杯，马哈茂德喝了剩下的。
    那顿饭比平时的工作饭局轻鬆很多，轻鬆不是因为谁刻意去製造气氛，是因为有一件事真的做完了，做完了之后会有一种自然鬆开的感觉，那种感觉不需要被解释，大家都感受到了，就那样放著。
    席间有人提了一句1970年第一次谈判的事，马哈茂德说那次他在会议室外面等著，等了將近四个小时，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后来奥马尔出来，脸色很平，第一句话是“叫他们把茶换热的”，马哈茂德说他当时一下子没反应过来，站在那里愣了两秒，才去找人换茶。
    奥马尔听到这里，嘴角动了一下，“那次茶確实凉了，”他说，“那几个人说话太长，”他停了一下，“当然，我也说得很长。”
    桌上有人笑了，笑声不大，不是那种爆发出来的，是那种从喉咙里轻轻出来的，听起来是真的。莱拉也笑了，是那种在一张桌子上坐著、听到一件过去的事，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也笑了的那种。
    马哈茂德把那个笑看到了，没有说什么，把杯子里的酒喝完，把杯子放下，“五年前，”他说，“这张桌子上没有你，”他看了莱拉一眼，语气很平，不是刁难，就是陈述，“今天有了，”他停了一下，“这件事我觉得挺好的。”
    莱拉把那句话听完，没有立刻回答，停了一下，“谢谢，”她说，也是很平的语气，不客套，就是收下了。
    就这两句话，没有更多，但那两句话在那张桌子上，被所有人都感受到了，然后就过去了，没有人再往下接，话题转到了別的地方，饭继续吃，茶继续喝。
    酒喝完，饭吃完，几个人各自散了。奥马尔最后离开，在走廊里把最后一间亮著灯的屋子的灯关上，走廊里就只剩窗外透进来的光，淡，蓝白色，是深夜的光。
    他在走廊里站了一下，把今天这件事在心里放了一下——从早上那份协议签完，到下午费赞矿区，到晚上这张桌子，一天里的事。
    这一天有点重，但是扎实的那种重，不是压著人的重，是一件做完了的事放在那里的重，放著挺好的。
    然后他往外走，把那个走廊里最后那点光也让给了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