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单摊在桌上时，窗外还没亮透。
    何雨柱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又从最后一页看到第一页。纸页在他手指底下发涩，那些名字一个一个的，像钉子钉在上头。飞弹系统七个，飞机系统五个，坦克系统四个，雷达系统三个，通讯、电子、材料加起来十八个。后头跟著单位、职务、代號，密密麻麻的，把三页纸填得满满当当。
    老孙坐在对面，把烟从兜里摸出来，搁在桌上，没点。
    “方某和刘德厚交代的？”何雨柱问。
    老孙把烟拿起来，又放下。“还有陕西、湖南、四川那几个。串起来一捋，捋出这么一串。”他说完，拿起烟，点上了。火苗在菸头上跳了一下，灭了，他又划了一根。
    何雨柱没再问。他站起来，走到墙边，看著那张掛了半年的地图。红点从北京出发，一路往西，西安、宝鸡、成都；一路往南，武汉、长沙、广州；一路往东北，瀋阳、长春、哈尔滨。那些点连成线，线织成网。
    老孙在背后说。“三十七个。今晚动手。”
    何雨柱转过身。“等我电话。”
    他没说什么时候动手。老孙也没问，站起来走了。
    何雨柱一个人留在办公室里，把那张地图又看了一遍。红点连成的线从东北斜到西南，把半个中国划开了。他想起那年反舰飞弹试射成功，王院长握著秒表的手在抖；想起马跃进在零件车间调陀螺仪参数，调了十七版才达標。那些东西，都在这些点里藏著。
    电话在桌上搁著，没响。他坐下来，把那三页纸又看了一遍。看到第三遍的时候，他把纸叠好，揣进兜里。站起来，走到窗边。外头的天彻底亮了，院墙上的大字报纸边翘著，被风扯得哗啦响。他看了一会儿，拿起电话，拨了老孙的號码。
    “动手。”
    西安那个是在宿舍里抓的。
    杨小炳后来跟何雨柱说，那栋筒子楼的走廊灯坏了，他们摸上去的时候，脚下踩到什么碎东西，嘎吱嘎吱响。四楼，最里头那间。门缝底下透著光，有人在里头走来走去。他敲了三下，里头的脚步声停了。又敲了三下，脚步声又响起来，往窗户那边去。
    “我们踹开门的时候，他已经把窗户推开了，半个身子探出去。”杨小炳比划了一下，“四楼。底下是水泥地。”
    何雨柱没说话。杨小炳说，那人的手扒著窗框，指节发白，往下看了一眼，又缩回来了。他被按在地上的时候，电台还开著，耳机掛在桌上，一晃一晃的。
    瀋阳那个是在厂门口堵住的。马跃进打电话来说，那人刚下班，推著自行车从车间出来，被他们拦住了。车后座上夹著个饭盒，铝皮的，磕瘪了一块。他从饭盒夹层里翻出几张纸，叠得整整齐齐，是雷达的频段参数。
    “他什么也没说。”马跃进的声音发闷，“就站在那里，手攥著车把，攥了很久。”
    何雨柱握著话筒，没出声。马跃进又说，旁边有下班的工人经过，看了两眼，走了。那人还站在那里，后来腿软了，靠著自行车慢慢滑下去，坐在地上。
    广州那个是在码头抓的。船票买好了，去香港的，下午四点半开船。老孙说，他混在上船的人群里，帽檐压得很低，拎著个帆布包，鼓鼓囊囊的。杨小炳从后面拍他肩膀，他回过头，脸白了。
    “包里是什么？”何雨柱问。
    老孙把烟按灭。“图纸。飞弹的、雷达的，还有一份名单。还没来得及交出去。”
    何雨柱没再问。他想起那年搞反舰飞弹的时候，王院长说陀螺仪精度不够，马跃进带著人改了三个月。那些图纸在资料室的铁柜里锁著，用牛皮纸包好，上头写著“绝密”。现在它们被拍成胶捲，装进帆布包，差点上了去香港的船。
    天黑透了。何雨柱坐在办公室里，把那份名单从抽屉里取出来，摊在桌上。三十七个名字，他在心里一个一个过。飞弹系统的七个，画了圈。飞机系统的五个，画了圈。坦克系统的四个，画了圈。雷达系统的三个，画了圈。通讯、电子、材料的十八个，画了圈。他放下笔，靠在椅背上。
    门推开了。老孙走进来，没坐，站在桌前，把烟掏出来，在手指间转了两圈。
    “广州那个，审了。”
    何雨柱等著他说下去。
    老孙把烟点上，吸了一口，慢慢吐出来。烟雾在灯下散开，灰濛濛的。
    “他在珍宝岛待过。”
    何雨柱的手在桌上按了一下。老孙没看他，盯著桌上那盏檯灯，灯芯跳了一下，又稳住了。
    “中苏边境衝突。他在那边当技术员，管雷达。苏联人打过来之前，他把雷达的部署位置、探测范围、盲区，全报给了苏联人。还有部队部署、火力配置、弹药储备。”他把烟按灭，菸头在菸灰缸里歪著，还冒著一丝青烟。
    何雨柱没说话。他想起那年珍宝岛的雪，真大，真冷。那些趴在雪地里的人，枪栓拉不开，手冻在枪托上。他们不知道，头顶上那些飞机，是有人放进来的。他想起一个人——那年从珍宝岛回来的，少了一条胳膊，姓孙，东北人，说话嗓门大。后来调走了，不知道去了哪儿。
    “还有呢？”他问。
    老孙摇摇头。“没了。就这些。”
    何雨柱站起来，走到窗边。外头的路灯亮著，照著院墙上的大字报，纸边翘起来，影子投在地上，一块一块的。他站了很久。
    “老何？”老孙在身后喊。
    他没应。窗外的风吹过来，把大字报吹得哗啦响。他转过身。
    “那个姓刘的，怎么处理？”
    老孙看著他，等了一下。“按规矩办。”
    何雨柱走回桌边，坐下，把那份名单从桌上拿起来，看了一眼。三十七个名字，全画了圈。他合上，放进抽屉里。
    第二天一早，卡车停在研究院门口。三十七个人被押出来，排成一排，站在院子里。有的低著头，有的梗著脖子，有的腿软得站不住，被两个公安架著。他们穿著工作服，蓝的、灰的，有的袖口磨毛了，有的肘部打著补丁。
    何雨柱站在门口，看著他们一个一个被押上车。车门关上，卡车发动了，排气管喷出一股黑烟，车开出大门，拐过胡同。院里空荡荡的，地上几滩不知道谁吐的痰，还有被踩碎的菸头。
    他蹲下来，捡起一个菸头，看了看，扔进垃圾桶。
    转过身，往办公室走。走廊里的灯还亮著，安全出口的绿光映在墙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走到资料室门口，停了一下。门关著，锁得好好的。钥匙在口袋里，沉甸甸的。
    他推开办公室的门，坐下来。窗外，太阳从云层里钻出来，照在院墙上，那些大字报上的墨跡洇开了，模糊一片，看不清写什么。他把窗帘拉上，拿出那份名单，翻到第一页。三十七个名字，全画了圈。他看了一会儿，合上，放回抽屉里，锁好。
    电话响了。他接起来，那头是马跃进。
    “院长，飞弹的参数，改了一部分。剩下的还得算。”
    何雨柱握著话筒。“算。算完了给我看。”
    马跃进说。“行。”
    电话掛了。何雨柱坐在桌前，把那份名单从抽屉里又拿出来，放在桌上。三十七个名字，他从头看到尾，又从尾看到头。然后把名单放回去，锁好抽屉。窗外，风停了，大字报贴在墙上，一动不动。